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既能解决职权模糊问题，更能确定功能适当机关来行使职权，以更好满足实践需要。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历史土壤是各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民族融合中不断培育的，因此各民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有贡献。
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允许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两种意识形态并存，而且两种政权组织形式并存———大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港澳实行英美分权式的代议制，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在联邦制国家也是比较少见的，联邦制下的联邦和州虽是双层权力体制，但权力模式基本相同，如都设置议会、政府、法院，彼此的制衡关系也基本类似。《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一条除了重复这一内容外，还增加了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1982 年《宪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那么在我国宪法中单一制是怎么体现的呢? 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二)关于自治的依据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依据既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如前所述《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规定依法行使自治权)，也有当地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具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也还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性主要体现在自治主体、自治依据、自治权三个方面，这也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与汉族地方政权的区别所在。宪法和一般法关系构造除具体化关系、规范效力之条件与毁损关系等表现外，还包括基于事务本质的意义关联关系、交互影响关系等。
韩大元等：《行宪以法，驭法以宪：再谈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1-21页。[5]physei dikaion与nomos本质上是自然法与人定法或实证法的关系。[54]在议会立法国，纯粹封闭的规范性宪法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宪法须服从于政治决断，规范性的法律秩序只有同实存的政治统一体和秩序的整体状态相一致才有效力。宪法只能由制宪权、亦即国民自身或者受国民特别委任的代表团体予以确定、变更、修改。
2.法国（1958年迄今）:宪法团赋予宪法双重优位性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对自1789以来的立法中心主义做了限制，并在第五共和国宪法得到进一步明确。普通法相对于议会制定法的优先性在1610年的博纳姆案（Bonhams Case）中确立。
16世纪的根本法表明除一般法外，犹具有更高权威与尊严的法存在，不过其在于反对君权。[14]异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在法律秩序内探讨不同属性的法之间的位阶关系。[44] 美国对根本法和一般法的关系论证虽延续自然法、习惯宪法、普通法的非实证主义路线，但始终尽可能设定在意志关系或实证法秩序范围之内，不管是早期那种基于同意和规定的意志要素，还是成文宪法通过后的文本实践。politeia并没有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法律的含义，而是作为指涉不同统治类型和政治结构的宪制。
3.制宪权和立法权的严格区分 由于制宪权和宪定权的区分，美国宪法并没有确立立法主权，而是赋予高级法或根本法全新的有效性，即源于主权人民制定的法规的有效性。议会制定法的违宪只存在于不成文法维度，指议会制定法违背了由古老习俗构成的根本宪法、普通法的权利与理性、自然法所包含的自然正义与自然权利等。[83]宪法团位于规范等级的顶端，宪法团、一般法、行政法规之间是层级化的构造（hiérarchie des normes）。现行宪法不仅是法律体系的效力来源，也是决定法律规范内容的实质性与伦理性标准。
宪法不再是纲领性、政策性的政治宣言，而是具有至上性、拘束力的规范体系。之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对physis（自然，用词与赫拉克利特不同）与nomos（法律）的差异做了系统讨论：physis包含了善与正义、平等与自由等理念，而nomos则可能是专横的。
三宪法和一般法关系命题的虚化：立法主权对根本法思想的悖反 与英美的根本法思想不同的是，16-17世纪的欧陆各国虽也强调人定法或君主受更高的法之拘束，但并无根本法优于议会制定法的理念，且更高的法最终为君主或议会制定的形式法律所定义。[50]当然，宪法并不是单纯人民意志的决断，而是人民透过宪法对立法权的明确表达以确保立法符合自然正义的要求，保护个人权利免遭立法权的侵犯。
在美国，宪法是优于一般法的根本一般法包含两层次的内容：首先，宪法是一般法（Constitution as ordinary law），宪法具有一般法的法律属性和拘束效力。根本法优于议会立法在英宪历史中并不是普遍化的命题构造，甚至说议会主权就是最根本的根本法。2.立法主权（sovereign législateur） 1789-1946年的历部法国宪法对立法权都未有任何实质性的禁令和限制，大致处于一个立法主权（sovereign législateur）时期。[31]此见解强调普通法是先于议会法案的更高的法，议会至上是法之下的至上。国王行使最高立法权受到国家的根本法之限制。如1875年法国宪法其实就是只包含组织规范而无任何实质法律规定的组织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形成合法律性概念基础的形式化过程。
宪法控制任何与其相违背的立法法案，与宪法相抵触的一般性立法法案是无效的。宪法团不仅包括形式上的宪法典（第五共和国宪法），还包括被宪法委员会认定的实质上具有宪法位阶的规范体系。
16世纪政治思想家博丹对此论证出了一种国家主权学说，认为国家存在一种永恒的、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和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4]从观念史看，古希腊存在φúσι/physis（自然）和νóμο/nomos（法律）的划分，反映在规范维度即自然法（physei dikaion）与nomos（法律）。
自然法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适用性。议会制定法的所谓违宪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判断，并非说它与更高级的成文法律相抵触。
如何理解宪法、是否以及如何限制形式法律对一般规范的创造为宪法和一般法关系命题的核心。美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出优于一般法的形式优位性，而是藉助自然法、普通法的相关原理予以论证。[84]See John Bell, 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 Clarendon Press, 1992, p.9. [85]See T. R. S. Allan,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2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63, 563-584(2003); Thomas Poole, Questioning Common Law Constitutionalism, 25 Legal Study 142, 142-163(2005). [86]Thoburn v Sunderland City Council [2003] QB 151[62]. [87]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宪法对普通部门法的外部观察。我国学者在论述宪法和一般法关系时较侧重二者在效力位阶、制定与修改程序上的形式不同，疏漏了宪法和一般法关系的实质面向。
[85]1998年《人权法案》规定议会的初级立法或次级立法不得与公约权利相抵触。其次判断具有形式和实质双重优位性的宪法对一般法的影响。
议会主权既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可分割的，也是永恒的、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根本法作为政治统一体和整体秩序的终极统一原则，并不是一项法律规范，而是关于宪法本质内容的政治决断。
将宪法和其他法律表述为宪法和部门法，亦面临母法与子法、法律总则与法律分则的误解。国家法实证主义试图用纯法的与政治上中立的术语，在君主官僚军事国和市民宪法国之间建立起二分秩序。
立法机关不能以一般性法案的方式去修改它。[11]斯多葛学派则从宇宙出发来区分自然法和人定法，斯多葛学派将宇宙定义为生动的、可靠的和物质的整体，蕴含能够支配万物的自然法，斯多葛学派称之为正道（orthos logos）、神律（lex divina）或普遍法则（nomos koinos）。议会制定的法律具有至上性大体被之后的法国各部宪法所继承。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将法律分为宪法和普通法律：宪法是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权限的法律，普通法律应以宪法为依据。
[37]由于秉持议会至上，议会制定法不仅高于其他所有实证法，也高于大部分的普通法。《八月法令》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奠定了法国宪法的实践与理论基础，并使制宪会议的制宪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
[78]基于法律中心主义，文本上具有优先性的宪法可通过loi而被实质性修改，宪法不过是为loi的制定提供组织和程序上的形式合法性基础。此外，宪法和一般法具有语词的复合性：宪+法、一般+法，这一方面说明宪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是在法维度内展开的，具有同质性命题。
人们是因受制于主权者而服从于法律的。宪法的刚性修改程序是宪法区分于一般法的显著标志。
